《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夯实期，更是全面发力的战略窗口期。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既是提振内需的核心引擎，也是带动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枢纽，更承载着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因此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这一时期意义非凡，电动化的深化、网联化的普及、智能化的突破，让产业站在转型攻坚的十字路口，也直面结构调整的必然阵痛。
随着顶层设计的落地，各地“十五五”规划建议陆续浮出水面。地方汽车产业的布局不再是简单跟风，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化特征，有的锚定智能化深耕核心技术，有的聚焦细分赛道打造独特优势，有的则着眼跨界融合拓展产业边界。
从核心技术攻坚到产业生态重构，从区域差异化布局到跨界融合创新，“十五五”的地方蓝图中，汽车产业的新机会究竟藏在哪些细分赛道？又将如何重塑企业竞争格局、引领行业高质量跃迁？
01
顶层设计锚定航向
国家顶层设计的密集出台，为“十五五”时期汽车产业的转型锚定了方向。这些政策并非孤立信号，而是一套相互关联、层层推进的系统性部署，其核心在于将宏观战略转化为可落地、可预期的市场规则与产业生态。
政策传导的首要逻辑，在于稳定预期与激活内需。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顶层设计首先释放出清晰而积极的信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对《企业观察报》表示，系列政策文件“有助于提振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这一判断揭示了政策的基础作用，在经济周期承压、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通过国家层面的明确指引，为企业战略布局和长期投资注入确定性，从而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构筑坚实的市场心理基础。
基于稳预期的框架，政策进一步聚焦于消费结构的升级与重塑。去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实施方案》，将智能网联汽车明确列为到2027年要形成的三个万亿级消费领域之一。这一定位至关重要，意味着汽车产业不再仅仅是传统耐用消费品，更被赋予引领未来消费浪潮的战略角色。紧随其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要求，正是为打通从政策定位到实际消费之间的堵点，确保新供给能够有效创造新需求。
消费端的牵引，要求技术端与产业生态的同步进化。在这一层面，政策导向明确指向了智能化与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明确指出，将“推动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把智能网联汽车定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这表明，技术进步已从企业自主行为上升为国家产业战略的核心环节，相关标准制定、技术攻关与推广应用将获得系统性的统筹支持，旨在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在鼓励前沿创新的同时，国家层面亦清醒认识到，维持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针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三样”优势产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规划“十五五”工作重点时，特别强调需加强规范与引导。政策直面产业当前存在的“内卷式”竞争、市场秩序待规范等挑战，其思路是通过公平竞争审查、质量监测、淘汰低效产能等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有序竞合”。目标是在巩固全球竞争力的同时，构建一个更加公平、聚焦差异化优势的产业生态。
所有战略意图的落实，离不开财政政策的精准支撑与资源配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了2026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并具体指向了提振消费、支持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关键领域。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所强调的“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消费贷款贴息”等措施，正是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具体购买力的重要桥梁；而对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入加大，则直接关乎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的血液供给。
汽车行业分析师田力说，“十五五”开局前的国家顶层设计，呈现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链，从“稳定预期”到“激活新需求”，再到“驱动技术革命”与“规范竞争生态”，最终由“财政工具保障实施”。这一系列举措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引导汽车产业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发展的系统工程。各省的规划制定与产业布局，都需深刻嵌入这一国家战略框架之中，方能精准把握未来的新机会。
02
两大重镇的智驾突围之路
在国家顶层设计框架下，各省正结合自身禀赋，将宏观战略细化为具体的产业图景。其中，安徽省与重庆市这两大汽车重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呈现出深刻的战略共识与清晰的差异化路径，共同勾勒出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关键轮廓。
纵观两省市的规划，首要的共同点在于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置于无可争议的核心支柱地位。这并非简单的产业分类，而是标志着两地都明确将汽车产业的竞争，从过去的规模化制造，全面升维至以智能化、网联化驱动的新赛道。安徽在规划建议中，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强调要推进产业集群化、规模化。重庆则更进一步，锚定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宏大目标，并系统布局了从芯片到“车路云网图”一体化的全生态。这种顶层共识，确保了两地的产业资源将高度聚焦于未来十年的主流趋势。
这一核心定位的确立，直接驱动了第二个共同点，对完整、高阶产业链生态的极致追求。两地都已超越“整车制造集聚”的初级阶段，进入深度构建产业共同体的新阶段。安徽凭借“全省一盘棋”的协同模式，已形成涵盖七大整车企业、三千余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的庞大网络，实现了“不出安徽造整车”的全链条能力。重庆则聚集了超过1200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实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三大系统、12大总成、56种部件全覆盖的完整产业链。值得注意的是，两地产业链构建的焦点已从传统的“三电”系统，明确转向“三智”（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网联）以及更底层的汽车芯片、操作系统等价值高地。
相同的战略雄心之下，两地因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不同，正演化出特色鲜明的发展路径。安徽的路径更侧重于“全域创新孵化与集群崛起”。其规划强调“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并将新能源汽车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并列发展。这反映出安徽试图通过多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孕育出颠覆性的产品与场景，其模式更像一个充满活力的“产业创新联合体”。
重庆的路径则更凸显“龙头引领下的系统重塑与高端跃迁”。作为传统制造强市，重庆的规划明确提出“强化龙头引领”和“全面提升产业链主导力控制力”。新长安央企总部的落地，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重庆牵头组建“人工智能+汽车”生态联盟，并系统推进整车、零部件、后市场的整体升级。其目标不仅是规模，更是“培育世界级高端汽车品牌”和构建“先进质量管理体系”，展现出从“制造重镇”向“智造强市”与“品牌高地”转型的坚定决心。
此外，两地都高度重视以新型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来催化产业升级。安徽提出实施“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重庆则具体规划拓展“车路云网图”一体化应用，并提速建设超充、换电、加氢设施网络，旨在打造“便捷超充之城”。这些举措表明，两地都深刻认识到，未来汽车的竞争不仅是产品硬件的竞争，更是“产品+能源网络+数据生态”的综合体系竞争。
汽车行业分析师王坤告诉《企业观察报》，安徽与重庆的“十五五”汽车产业蓝图，共同印证了国家战略的落地方向：从规模扩张转向生态竞争，从单一制造转向“科技+制造+服务”融合。皖渝实践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新赛道上，构建起不可替代的全球竞争力。
03
差异化集群突破
其他具备先发优势或独特资源的省市，也将“十五五”汽车产业的胜负手，押注在向产业链上游和价值链顶端的系统性跃迁上。它们的战略核心是争夺定义未来产业规则的技术主导权与生态话语权。
北京的产业布局思路在“十五五”规划中体现得尤为清晰。在严守汽车总量调控红线的前提下，政策重心直指产业结构优化与高端赛道突破。规划明确提出三大核心抓手：其一，加速智能网联汽车等前沿产业的技术攻关与商业化落地；其二，优化小客车总量调控机制与区域限行政策，实现交通管理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共进；其三，稳步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同步织密补能基础设施网络，为产业转型筑牢硬件支撑。
2025年12月，全国首批L3级自动驾驶汽车在京获发正式号牌，北汽极狐车型率先上路。这一事件背后，是北京利用其独特的政策与科研资源，在智能网联法规标准、高级别自动驾驶商业化示范等前沿领域进行的压力测试。其目标直指产业链中技术最密集、附加值最高的“大脑”与“规则”环节，为全国树立标杆。
浙江的路径则展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生态特征。依托其深厚的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基础，浙江的规划聚焦于构建“智能驾驶全栈生态”。从底层芯片、大模型算法，到智能终端与场景应用，浙江意在打通从核心技术到市场服务的完整闭环。这种“软硬一体、从芯到云”的布局，旨在形成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竞争力，抢占智能汽车时代的数据与生态高地。
广东、湖北等制造业重镇，则强调依托现有工业基础进行“数智赋能”与“高附加值转型”。广东明确提出推动汽车产业向“高技术领域和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并布局海外高价值产业链。湖北则将汽车产业的升级，融入其“大力发展智能经济”的整体蓝图之中，通过设备更新、工艺升级与数智化改造，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终端产业集群转型。这些省份的共同逻辑是，将庞大的制造体系与新兴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从“世界工厂”到“智造枢纽”的质变。
可以看到，这些省市的核心策略是“做难而正确的事”。它们正从激烈的终端产品竞争中抽身，转而投入更具长期价值的底层技术、核心部件、标准体系与商业模式的构建中，力图在未来产业格局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卡位优势。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华汽汽车文化基金会理事长付于武认为，汽车产业的变革早已超出传统机械工业范畴。它正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深度交融，完成从交通工具到移动智能体的蜕变。
在付于武看来，产业集群的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供应链、设计链与服务链的壁垒。企业间物理距离的缩短，让技术创新与信息流转的效率大幅提升，不仅能压缩时间成本，更能显著降低物流等综合成本。而集群内企业的紧密联动，还能催生出车路协同等新业态，在提升行车安全性的同时，为提高交通运行效率注入新动能。
04
拓展市场纵深
更多省份则将“十五五”期间汽车产业的发展机遇，锚定在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上。这条路径聚焦于“需求侧”与“国际化”，致力于为整个中国汽车产业夯实基本盘并开辟新增长极，具体表现为对内深度挖潜与对外系统出海的双轮驱动。
对内，核心任务是打破消费壁垒、释放升级潜力。从河北、山东到江西、吉林，多地规划不约而同地将“提振汽车消费”置于关键位置。措施集中于清理不合理限制、完善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品绿色智能化升级。例如吉林省，在依托奥迪一汽新能源等项目完成产业转型布局后，其“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汽车大宗消费，释放内需潜力”。这反映出一种共识，健康的产业离不开繁荣的内需市场，尤其在经济换挡期，畅通内循环、激发消费活力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对外，出海已从企业战略升格为省级战略。各省依据自身定位，为汽车全球化规划了差异化路径。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定位为支持企业“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的总部基地与跳板。陕西倡导“借船出海、抱团出海”，强调产业链协同走出去。河北力推“冀货出海拓市场”，致力于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河南与湖北则更注重品牌与价值，前者旨在打造“河南智造”出口品牌，后者推动汽车等优势产品与工程设计服务协同“走出去”。东风汽车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飙升229%的业绩，正是这一战略导向下的生动实践。
田力认为，这条路径的核心在于“做大蛋糕并要找到新餐桌”。其战略意图，是将中国已形成的制造与产品优势，系统性地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占有率与品牌影响力。无论是深挖国内下沉市场的潜力，还是有序开拓海外空间，根本目标都是为产业的规模增长与品牌跃升，开辟出可持续的增量通道。
然而，这条道路并非坦途。王坤分析，当前贸易壁垒与合规风险已成为中国汽车“出海”进程中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区域市场的准入限制、不断抬升的关税成本，以及日益严苛的技术与环保法规，不仅显著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在逐步消解中国汽车长期依赖的成本竞争力。
面对这一困局，王坤表示：“关键在于从过去的单点突围转向系统协作。构建一种政企协同、产业链联动的新模式或是破局之道。”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超越简单的政策鼓励，转而扮演资源整合者与平台搭建者的角色，牵头将整车企业、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以及相关的科技与服务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产业联合体或出海联盟。通过这种“抱团”方式，企业能够以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更完整的供应链条和更统一的品牌形象开拓市场，从而将个体挑战转化为集体优势。这不仅是应对当前摩擦的务实选择，更是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体系出海”的必经阶段。
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十五五”各省的汽车产业布局，清晰地分化为向上攀登与向外开拓两大主流方向。前者是少数精锐在技术无人区的攻坚战，决定产业未来的高度；后者是更多力量在广阔市场的阵地战，决定产业现实的广度与稳定性。这两条路径并非割裂，而是相互支撑、协同演进，共同构成了中国汽车产业在下一个五年穿越周期、培育新质的完整战略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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